不久前，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史上最长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缔约方会议，会议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全球碳信用交易机制，这是落实2015年《巴黎气候协定》的最后一步。然而，会议并没有取得进展。另一方面，会场外不少欧洲的环保NGO组织将针对“过度消费主义”的矛头对准了中美等国。
瑞典女孩桑伯格成为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年度封面人物，折射生态环保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舆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。当前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，动能不足;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正受到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动的严峻挑战;地缘政治紧张压过全球治理，成为大国关系的新焦点。直观看，这次会议几无进展缘于部分国家围绕碳信用额度计算出现重大分歧。但实际上，地缘政治升温，大国解决气候问题政治意愿显著降低，才是会议不欢而散的深层原因。
马德里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只好留待明年格拉斯哥大会再议。这期间，温室气体排放会继续增加，减排压力会进一步加大。因此，人们对会议的失望有更深层的含义。所幸，会议协商只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小部分。会场之外，政府、企业、社会，各行为体的自主行动仍在展开。主要挑战在于，各国如何在履行减排义务与维护国家发展权益之间取得更好平衡。
1992年通过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时，国际社会就形成共识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。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漫长过程中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积累而成，他们承诺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挑战。但一个现实是，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没有完全到位，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。
看当下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，中、美、欧盟排在前三，中美排放量又占世界的一半。面向未来，美欧等成熟经济体的排放进入平台期，欧盟已制订2050“零排放”计划，未来新增排放量可能主要来自中印等新兴经济体。中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减排角色义不容辞，在这方面中国一直履行着自己的承诺。
环境约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红线。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角度，转向绿色发展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必由之路。就在马德里会议扯皮期间，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正式出台雄心勃勃的“绿色新政”，提出欧洲要在2050年前建成全球首个“碳中和”(即碳净排放量降为零，也称气候中性climate-neutral)的大洲。欧洲采取这一立场，原因不难理解。欧洲传统能源高度依赖域外市场;债务危机之后，欧洲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，欧元地位不进反退，英国脱欧更是动摇欧洲一体化前景。因此，向绿色经济转型，不但是响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、适应气候变化倡议的需要，更是欧洲获得经济增长新动能、占据国际竞争战略新高地和道义制高点的需要。
而美国与中国在绿色转型问题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。欧洲一些人把矛头对准中国失于偏颇。相形之下，美国政府近期在气候问题上出现反复，是出于战略考虑。美国已从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变成净出口大国。美国可以利用远低于欧洲和中国的能源成本参与国际竞争，当然不愿轻易放弃这一基础性、战略性比较优势。如今美国不但宣布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而且取消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减排规定(美国碳排放增量在连续三年下降后，于2018年出现回升)。明显是想利用美国传统能源供应优势降低国内经济成本，增强国际竞争力，巩固美国国际地位。
中国的条件则处于美欧之间。中美欧都是能源消费和排放大户，转型成本同样巨大。不同的是，美国是能源净出口大国，中欧无此条件。以2018年能源表观消费量计算，中国一次能源总体自给率接近80%，优于欧盟(约60%)，绿色发展的迫切性显得不如欧盟。同时，中国与欧盟一样，是能源消费和能源进口大户，低碳经济带来的相对收益变化有利于中欧，不利于美国。
总体而言，中国的绿色转型之路必须符合国情，以我为主。不必追求欧盟的“零碳”高标准，同时也无法追随美国固守传统能源优势。笔者认为，宜多途并举、节省增效，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与传统能源清洁化并行;绿色转型需要巨大投资支持，宜靠市场机制解决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;经济下行期转型阻力上升，需考虑短中期政策的过渡与转接;大气污染防治是绿色转型的一部分，宜因地制宜，民生优先，切忌政策一刀切。(作者廖峥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)
